收藏，不僅是個人為興趣而做出的行為，更是一種能影響社會的做法。為什么說收藏家最值得尊重，他們在歷史上扮演著獨特的角色，使文明和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。
隋展子虔《游春圖》1948年，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為了避免國寶《游春圖》流向海外，賣掉了心愛宅邸園林——似園，最終以220兩黃金的高價買下《游春圖》，并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將其捐獻給國家。當時，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準備給一些報酬，張伯駒堅定地回絕了，他說：“東西在我的手里，就是在國家的手里，我怎么能和國家分你我，一定上交國家，無償捐獻!”張伯駒先生為保護文物，防止珍貴的文物外流付出了畢生的心血，使一大批珍貴的書畫幸免于難。張伯駒先生所收藏的珍貴書畫，最后全部歸于國家。1956年，他將所藏的8件國寶級的書畫，捐給了文化部。這8件珍寶是：晉陸機《平復帖》、唐杜牧《張好好詩》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贊》、宋蔡襄《自書詩冊》、宋黃庭堅《諸上座帖》、宋吳琚《雜書詩帖》、元趙孟頫《章草千字文》以及元俞和楷書帖；在這之后不久，張伯駒先生又將宋楊婕妤《百花圖》、宋趙伯嘯《仙嶠白云圖》、元趙孟頫《篆書千字文》、唐人寫經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等一大批書畫，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。張伯駒夫婦捐獻給國家的書畫多達27種，均是罕見的稀世之寶。另一位大收藏家錢鏡塘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余年中，先后10多次將所藏物品捐贈給國家，數量達3900余件之多。徐熙、董源、范寬、唐寅、沈石田、王石谷、趙之謙、金圣嘆、任伯年、虛谷、吳昌碩……中國書畫史上眾多名家的名品，都在其列。已被上海博物館、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五代徐熙的《雪竹圖》、五代董源的《山水圖》、宋代范寬的《晚景圖》、清代王石谷的《陳元龍竹嶼垂釣圖》等，都是稀世之寶，撼世之作。將心愛的藏品捐獻給國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兩位，朱文鈞，也是我國著名的收藏家。1953年，朱文鈞夫婦囑咐其子朱家溍，將其畢生心血706種碑拓全數捐獻給國家。這些碑拓從東周的石鼓文以下，包括了以后歷代的法帖在內，多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拓本，字跡清晰，均是碑拓中的上品。在此以后，又將2萬多冊善本圖書捐獻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，將全部書畫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，將全部明清家具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。華僑收藏家周銳在慶祝他旅居美國舊金山60周年之際，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。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壺而聞名海內外的許四海，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壺名師邵大亨的杰作“大亨壺”。一位外國人欲出7萬美元購買。許四海卻婉言笑道：“這是中國人的寶貝，我收藏它并不是為了出售，你就是出100萬美元我也不會動心。”也許在在惟利是圖的人看來，這幾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識財務的大傻子，哪有手握價值連城的珍寶，不待價而沽、轉手謀利卻無償地捐出去的道理。這恰恰說明了收藏家與大多數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區別在于：前者是“藏物”，后者是“藏錢”。對于以上幾位收藏家來說錢并不重要，個人的得益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對藏品有利，怎樣才能讓那些珍貴的文化化遺產發揚光大，正如張伯駒曾在《叢碧書畫錄序》中所寫的：“予生逢離亂，恨少讀書。三十以后，嗜書畫成癖，見名跡巨制，雖節用舉債，猶事收蓄。人或有訾笑焉，不悔。”“予之煙云過眼，所獲已多。故予所蓄，不必終予身為予有。但使永存吾上，世傳有緒，則是予所愿也!”在這短短數語之中，張伯駒先生明確地表示，他收藏書畫的目的，是使這些珍品永遠保存在國內，防止流失到海外，世世代代傳流下去，供后人鑒賞。至于他個人，只不過是煙云過眼而已。
